河南郑州仪器校准机构-计量校准

陕西世通仪器检测服务有限公司2019年由广东世通出资1000余万元成立，2020年购买自有产权大楼一栋，地址位于西安市高陵区丝路融豪工业城科技园内，已获得陕西当地计量考核建标20项，2021年完成同步启动CNAS和DILAC申请。
陕西世通仪器检测校准中心实验室面积达3000余平米，校准源，覆盖范围广。中心设有：力学、长度、衡器、电磁、热工、几何量、轻工、流量计，气体报警器等校准检测实验室。
陕西世通作为集团西北技术服务中心，布局西北，希望凭借自身多年积淀的技术优势，立足区域企业实际需求，着力构建、的创新服务体系，与客户协同互动，终将它打造成为集团的一个平台，为中西部及企业客户提供的检测校准服务，为中西部企业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本公司校准检测中心设有：力学、长度、衡器、电学、热工、几何量具等校准实验室。本校准中心可对以上类别范围的各国仪器进行校准并出具认可的法定校准。校准、检测报告具有性、可靠性、公正性。 公司的主营区域分布在华南地区（东莞、深圳、惠州、广州、中山、佛山、珠海等城市）和华东地区（上海、温州、苏州、宁波、昆山等城市），辐射面及长三角和珠三角。

本公司仪器设备，业务素质精良，并严格按照实验室建设要求设有: 电学、力学、热工、长度、衡器、光学等校准科室.是国内民营校准检测机构当中，通过校准项目多的机构之一。常规校准仪器有： 电学类: 万用表、电感电容测试仪、绝缘导通测试仪、综合测试仪、功率校准器、插头线综合测试仪、插头线压降测试仪、寿命测试仪、漏电起痕试验机、安规综合测试仪、极性测试仪、线圈测试仪、电机综合测试仪、二次电池测试系统、静电测试仪、数字功率表、分流器、功率计、频率计、信号发生器、失真度测量仪、变频电源、电位差计、高阻计、欧姆表、耐压测试仪、绝缘耐压测试仪、直流稳压电源、电子负载.....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高陵区融豪工业城中小企业创业示范园第11座
我司服务宗旨：科学.公正.准确.。我司将以合理的价格，的服务，的检测技术为广大顾客服务，欢迎您来电咨询.洽谈!
吴承洛(1892年2月～1955年3月)，字涧东，化学家、计量学家和学会工作活动家。1910年赴上海南洋中学学习，1912年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大学前身)，1915年留学美国，在里海大学工学院学习，以化学工程为主，理论化学为辅，兼学机械工程和工业管理。1918年于里海大学毕业后，又到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继续深造。1920年他返回祖国，先在上海复旦大学任教，1921年后任北京工业大学教授兼化工系主任。同时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等校兼课。1927年，吴承洛应蔡元培之聘，任南京国民大学院秘书，协助蔡元培训练了一批秘书干部，建立了新的公文程序，了新的民众教育制度。1930年，任度量衡局局长、度量衡检定人员养成所所长，1932年任中央工业试验所所长，后又继任度量衡局局长，1939年任经济部工业司司长和商标局局长等。新中国成立后，吴承洛任政务院财经技术管理局度量衡处处长和发明处处长，主持建立度量衡制度、标准制度、发明专利制度和工业试验制度等，为和发展新中国的计量、标准化事业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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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三制”启动了“标准制”的推行
吴承洛关注度量衡单位制改革问题，是在1927年。南京成立后，当时绝大多数学者主张采用万国权度公制(简称“公制”)为我国标准制。为了顺利推行标准制，有便以民间习惯又与标准制有简单比率的“市用制”作为过渡制。当时已提出10多个“提议”。工商部认为事关国家大计，应慎重商量、详细研究、博采周咨。并派吴健、吴承洛(当时在中国工程学会组织度量衡标准)、寿景伟、徐善祥、刘荫茀等负责进行。吴承洛总结了清末和民国四年两次改制梗阻的原因，又搜集外国的成功经验，并对各个“提议”对照“便以民间习惯又与标准制有简单比率”这一基本原则，分类评论，写了一万多字的论文:《中国度量衡制度标准之研究》(发表在《工程》1928年第7期)。在12个“提议”(18人参加)中有五六个“提议”，其市尺、市升、市斤对应的公制单位量比较接近。如1市尺=30或32公分(厘米)，1市升=1公升，1市斤=500公分(克或1/2公斤)。而吴承洛(和徐善祥)提出的“提议”，其表述为:1市尺=1/3公尺，1市斤=1/2公斤，1市升=1公升；也可以表述为:3市尺=1公尺，2市斤=1公斤，1市升=1公升，简称:“一二三制”。这一“提议”巧妙地取“一二三”的比率，好学好记，换算简便，容易推行。故在评选中胜出。吴、徐的主导思想是不要像前几次那样搞甲制、乙制，标准制、辅制的双轨制。那样会造成换算麻烦且须配备两套器具等问题。仔细分析，“一二三制”中的市用制和万国权度公制是同属公制单位量制，只是表述形式不同而已，所以当即被采纳，很快形成学术界共识。“定万国公制为标准制，另以与标准制有简单的一二三比率的为市用制”这一基本原则，经国府第七十二次会议议决，推选蔡元培、纽永健、薛笃弼、王世杰、孔祥熙诸同审查，并邀徐善祥、吴承洛出席，经过两次会议审查，一致同意据此“基本原则”拟具《中华民国权度标准方案》，呈报国府。后经国府会议修正，1928年(民国十七年)7月18日公布《中华民国权度标准方案》。接着，1929年2月16日公布《度量衡法》。“一二三制”的实现，使我国度量衡制顺利进入近代计量学行列。吴承洛的刻苦钻研、匠心运，解决了多年来大家苦苦思考的难题，带来了很大的社会效益，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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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度量衡检定人员 讲授近代计量学原理
全国度量衡局成立后，培养度量衡检定人员，是紧迫的基础工作之一。吴承洛兼任度量衡检定人员养成所所长。他提出的培训度量衡检定人员的规划是:度量衡检定人员分一、二、三三个等级。度量衡检定人员的入学学历为大学及理工科毕业；二级度量衡检定人员的入学学历为中学毕业。一、二等级的学员由全国度量衡局度量衡检定人员养成所培训。三级度量衡检定人员的入学学历为初级中学毕业，由各省市培训，或由中央代培。每一等级的培训学习时间都是3个月。入学和结业，都须经考试合格(每次考试过后，就把试卷登载在《度量衡同志》上，内容有:党义、国文、英语、算术、代数、几何三角、物理、化学、经济常识、社会常识、机械常识、制图原理)。学科内容，普通的有:法学通论、行政法、统计学以及公文实习等；的有:中国度量衡史、外国度量衡制、度量衡法规、度量衡制造法、度量衡检定法、度量衡换算法、计量学、机械学及检定、制造、换算、宣传、绘图等各项实习。教材有吴承洛自编的各种讲义。吴承洛亲自讲授《近代计量学》原理。他说:人类对自然界的一切知识，都是从“计量”得来的。然而要计量得精细准确，有假定(假定相当于人为设定)的标准，度量衡单位就是假定的长度、容量、重量的标准。如果没有假定的度量衡标准，人们就不能识别和区别事物的长短、轻重、多少。近代科学上所表明的各种量，都是由长度、质量、时间三个单数关系所组成的复数关系的量。基本量的单位，以及由其组成的其他各种计量单位，统称计量单位。声光电化热力的科学、天文、地理的测量值，都可以由准确的计量单位表示。而且在当时的度量衡检定中，已把汽油计、水表、电能表、温度计称之为计量器具。可见当时吴承洛已谙熟近代计量学原理，个把“计量”一词引入到度量衡行业中来，把我国古老的度量衡按照近代计量学的原理来规范管理。从1931年到1936年的五六年内，经过培训合格的检定人员，一等12个班计86人，二等17个班计383人，三等(由地方培训2120人，中央培训52人)计2172人，总计2641人。1936年，在全国2000余个县中，已有1500个以上的县设有度量衡检定分所，并且都配有各等级度量衡检定人员。在此国难之中，取得这样的成绩，确实很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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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成立度量衡学会 行政工作需要学术化
吴承洛说:“行政工作需要学术化，所以我多年来就做了行政与学术联系的工作。”他在美国留学期间(1916～1919年)，就参加了“中国科学社”、“中国工程学会”，29岁时就担任中国工程学会会长。在国内，由他发起成立的学术团体有5个，其中花精力多的当数“中国化学会”和“中国度量衡学会”。民国于十八年(1929年)二月间，公布《度量衡法》，次年(1930年)1月1日为《度量衡法》施行日期。10月间全国度量衡局成立。5月22日，度量衡检定人员养成所期学员班开学。7月14日，中国度量衡学会召开成立大会。到会会员70人，首推吴承洛为大会执行，通过了度量衡学会组织章程，选出理事会和董事会，选出会长吴承洛、总干事廖定渠、董事会陈儆庸。会员发展对象:度量衡局本部、养成所、度量衡制造所的管理人员、科技人员，历届培训的高、中等级的度量衡检定人员；还聘请教育、科学、工业界人士为赞助会员。据统计会员人数:1930年133人，1931年275人，1932年325人，1936年535人。吴承洛认为:“一个学术团体，精神与工作的表现，百分之九十要在刊物上努力”。从1931年起出版度量衡学会会刊，吴承洛说，我和每期培训班的学员朝夕相处，切磋应用技术。学习结业后，他们将回到各省市担任检定工作，开始和民众接近。他们都是我们“甘苦与共”的同志。把会刊的刊名就叫《度量衡同志》吧。《度量衡同志》从1931年到1945年的15年间共印发28期，开始每年4期，内迁后，1938年辗转长沙、重庆路上，无法出刊。1939～1945年，在冒着日机轰炸、邮路不通、经费无着的困境中，坚持每年出一期。1945年的一期是用毛笔誊写在石板上印刷的。尽管条件那么艰苦，《度量衡同志》仍保存了许多极为珍贵的资料。度量衡学会在吴承洛的领导下，对于新制度量衡单位制的创立和完善，制造、检定、检查规程的制定，度量衡器具设计、生产、使用技术的研究等，发挥了重要作用。1936年9月，吴承洛在中央播音电台的3万字的讲演——《新制度量衡》，就是民国兴盛时期，中国度量衡的创业史。吴承洛还提出，度量衡学会要编写《中国度量衡史》。《中国度量衡史》的编写大约始于1934年，列提纲，查资料，分编拟写，由吴承洛总成，并于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列为《中国文化丛书——辑》)。《中国度量衡史》是我国部度量衡通史专著，其大特点是引用古籍资料，条例清晰。经过整理，建立起了中国度量衡史体系。对于民国前期的度量衡改革记载尤详。该书多次再版，为研究中国度量衡史的参考书籍。吴承洛还创办了《工业中心》和《工业标准与度量衡》两本期刊。

世通仪器检测在全国有多个实验室欢迎来电咨询：陈工（广东，江苏，陕西，河南，重庆，四川，福建，安徽，浙江，江西等等）均可上门检测，校准证书带CNAS，出证书快，证书可加急，(主要业务:仪器计量，仪器校准，仪器检测，仪器校验，仪器外校，仪器校正，仪器测量，仪器测试，仪器标定，仪表计量，仪表校准，仪表检测，仪表校验，仪表外校，仪表校正，仪表测量，仪表测试，仪表标定，量具计量，量具校准，量具检测，量具校验，量具外校，量具校正，量具测试，量具测量，量具标定，器具计量，器具校准，器具检测，器具校验，器具外校，器具校正，器具测量，器具测试，器具标定，设备计量，设备校准，设备检测，设备校验，设备外校，设备校正，设备测量，设备测试，设备标定，仪器检验，仪表检验，量具检验，器具检验，设备检验)报价流程：发公司名称和仪器清单-收到清单开始报价-价格合适预排时间上门检测或者寄实验室检测-检测好1-5天出证书-寄回证书-付款。一、质量(重量)计量成语及其启示

　　说说与质量(重量)有关的一个成语——“斤斤计较”。这个成语出自《诗经·周颂·执竞》：“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这是一首赞扬武王和成康之治的诗，意思是“从成康时代起，拥有天下占四方，英明善察好眼光”，这里的“斤斤”形容明察。虽然这个成语后来被引申为对无关紧要的事过分计较，但无论从原始释义还是计量角度看，“斤斤计较”无疑都有其正面含义，强调做事要严谨、细致。

　　科学发展，在“科学”，也就是要按自然规律，遵循一定的规则去发展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要以实事求是、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落实科学发展观。现在有些地方在制定某项政策或作出某项决策时，没有认真调查研究，没有做到明察秋毫，造成出台的政策没有可行性，导致决策失败，给社会事业和国民经济造成损失。因此，从“明察”的本义出发，落实科学发展观少不了“斤斤计较”的精神。

二、长度计量成语及其启示

　　长度是计量方面非常重要并且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参数，因此，说完质量和时间，不能不说说长度方面的“成语——“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比喻各有长处，也各有短处，彼此都有可取之处。成语出自屈原的《卜居》：“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数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在度量衡上尺要大于寸，尺比寸长;但若是尺跟里比，自然就显得短了;寸比尺短，但寸跟毫厘比，那自然也就显得长了。因此，世上没有的东西，标准不同结果也就不同了。尺有所短说明再厉害的人也会有不足之处;寸有所长则是提醒人们要善于发现自己的优点，不能因为有短处而妄自菲薄。

　　这个成语给我们的启示是：有差距不是大问题，至少我们还有一些技术是世界的，比如航空航天领域、电信领域、基因领域等。从另一方面看，有差距，我们才有目标，才有分秒必争奋起直追的动力。一句话，在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要充分认识自己的长处，更要了解自己的短处，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

三、计量误差成语及其启示

　　后想说的一个成语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成语出自《礼记·经解》：“《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厘，谬以千里’”。意思是开始稍微有一点差错，结果会造成很大的错误。这是一个包含着计量哲学理念的成语，个人理解有两方面的启示：一是不能犯方向性的错误，否则越走离目标越远;二是小错误的累加，终可能会形成致命的大错误。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也曾经有过方向性的错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我们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明察秋毫，确定正确的发展方向，然后以分秒必争的精神状态落实目标，在这个过程中，还要不断改进和调整已经不适应现状的一些目标，使目标更科学，更可行，这样就不致于在发展过程中一开始就定错调、走错路，或者方向对了，但没有适时调整目标而越走越远，这就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对我们落实科学友展观的启示。

　　从以上计量成语中所蕴含的中国文化的几种精神我们不难看出，计量对中国文化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的结果，就形成了一种特的文化，那就是计量文化。反过来看，这种计量文化也已融入中国整体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并且还将继续影响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世通仪器检测可提供一下服务：世通仪器检测可提供包括长度类仪器校准、力学类仪器校准、电学类仪器校准、电磁学类仪器校准、无线电学类仪器校准、光学类仪器校准、理化类仪器校准、热工类仪器校准等计量领域的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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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测试仪器校准，测试仪器计量，测试仪器校正，测试仪器校验，测试仪器检定，测试仪器外校，测试仪器检验，测试仪器校验。东方一曲响彻寰宇 筑梦九天开启新程

——纪念“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五十周年

人类自古就对广袤无垠的天空充满向往，中华民族世代传递着探索寰宇的梦想。从《淮南子》中的嫦娥奔月到《列仙传》里的驭龙飞行，从半山遗址里的陶塑人像到敦煌莫高窟中的壁画飞天，从宋代冯继升朝堂上演示火箭法到明朝陶成道载人升空血染天疆……历史在公正地记录每个人走过的足迹，历史也忠实的把创新的课题留给后人。

忆往昔——让峥嵘岁月历久弥新

请将思绪拉回到1970年4月24日。这一天，我国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在酒泉发射成功，使中国成为继苏、美、法、日之后第五个立研制并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同时也拉开了中国人探索宇宙奥秘、和平利用太空的序幕。这一天，在远离北京的军垦农场中的张龙贵和其他中国人一样，当卫星划破长空，听到熟悉清脆的乐曲《东方红》时，他情不自禁的和身边学员互相拥抱、拍手叫好，当时有不少同学问他：“星上有你们室的晶体吧？”张龙贵激动的大声回答“有！有呀！” 。

张龙贵，中国航天二院二〇三所代晶体人，1969年参与制造了首批用于中国航天的晶体元器件，那时候的他和其他工作在晶体元器件战线上的同志们一样，白天从事科研生产任务，晚上打起精神查阅资料，有些灵感时就连夜做好试验设计，以便第二天投产实践。铅笔头、记录本、橡皮块……经典的办公用品消耗了很多，开水瓶、铁饭盒、大茶缸……熟悉的老三样陪伴着他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挑灯奋战的夜晚。终于，代晶体人排除种种干扰，在不断攻关和改进中将晶体元器件成功交付，为1970年卫星的成功发射作出了重要贡献。

石英晶体作为稳定频率的关键元器件，在卫星、火箭和地面跟踪系统的测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当时的晶体元器件室，是为中国航天各类型号任务提供晶体元器件的单位，可以说张龙贵等人用晶体元器件为“东方红一号”打造了坚强的心脏。1970年4月25日，刷红的人民日报头版上的那句“卫星重一百七十三公斤，用二〇·〇〇九兆周的频率，播送《东方红》乐曲”也是对张龙贵等老一辈航天晶体人好的肯定。

一曲东方红，长歌五十载。这段与“东方红一号”结缘的历史，连接着航天晶体人的昨天与今天，记录着他们的过去与现在。


看今朝——让传承精神赓续永恒

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一个民族要有点精神，否则就会失去血性和脊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航天路，传承伟大的航天精神并使之发扬光大，是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

如果说张龙贵老前辈是代航天晶体人，那我就是一名新时期的航天晶体人。2020年，我入二〇三所工作已经整整九年，工作角色和职责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一开始的旁观者转变为亲历者。在扎根晶体元器件生产的这九年里，我从线上实习到期满转正，从产品测试到检验监制，从问题反馈到工艺改进，作为一名技术人员，在工作时脑子里运转的不是镀膜、键合、微调这些专有名词，就是产品合格率、任务完成率、生产计划和周期。作为新一代的航天青年，成长于后的岁月，见证了中国从崛起到复兴的伟大跨越，对时代进步有着深刻的体会，对国家发展有着强烈的认同，非常希望在老一辈的下，我辈亦能传承和发扬这份实干和坚守的精神。

在“十三五”规划纲要中，航空航天是创新驱动发展的领域，而航天晶体元器件也正朝着、高可靠、小型化的方向发展。十三五期间，我们晶体元器件研究室的科研能力不断提高，承担了不同级别科研项目的研制，突破了各类产品的设计技术，开发了多种型号的产品加工；在民品任务完成方面，我们共向兄弟院所交付数十万只晶体元器件，这些产品在国家超级工程中大展拳脚，为发射、测控、飞行、回收等任务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在成果获取和条件建设方面，我们申请了数十项专利受理、授权，建成了千级净化间，完成了厂房的升级改造，引进了多台“精、大、贵、稀”的试验设备……这一系列的举措都让晶体元器件的研制和生产能力得到大幅提高。

当代青年不仅要做国家发展的见证者、受益者，更要做民族复兴的参与者、推动者。岁月，青春不朽；生逢其时，重任在肩。


想未来——让前进步伐铿锵有力

太空探索永无止境，逐梦征程任重道远。“十三五”时期是航天事业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要以“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怀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整装出发。

梦想前行，使命催征，在工作后的九年时间里，我的处世心态和业务水平也在不断提高，通过这些年的实践，我切身感受到了自己的成长进步以及行业的发展变化。当前，中国航天身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潮中，机遇与挑战并存，压力与阻碍同在。2019年，中美贸易战正式打响，国际形势波诡云谲、边境虎狼蠢蠢欲动，面对国家进出口贸易被多方封锁，面对部分设备和原材料被列入禁运名单的不利局面，国内任何单位都责无旁贷，航天二院人秉承毛“有矛必有盾”的指导思想，二〇三所晶体人以“克服一切困难，誓保晶体质量”为行动宗旨，努力为国产化开辟道路，确保按时按量向用户交付产品，终于在2019年收关前完成年度任务。2020年的春节，本是一个阖家团圆的日子，可是一场突如其来的肺炎将全体中国人阻隔在了家中，武汉封城、全国严管、各行各业停工……逆行而上的人们用生命与死神争分夺秒。在这场抗击的战争中，我看到了自上而下的坚守，看到了四面八方的驰援，更看到了万众一心的阻击，终于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四月，国内的得到了全面控制，大部分省份都实现了确诊和疑似病例零增长。内防反弹，外防输入，在复工复产后，航天晶体人也在与时间赛跑，我身边的同事们都在克服一切困难全员返岗，誓要把落下的任务追回来，把延误的周期赶上去，确保在节点前完成各项工作，因为我们坚信，上下同欲者胜，风雨同舟者兴。

我们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优势，就在领域集中力量攻坚攻关，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寻求突破。我们要在祖国的万里长空中放飞理想，就要有居安思危的紧迫意识，培养应对突发事件的处置能力，提高捕捉机遇洞察形势的战略眼光。我们要在复兴的壮阔征程上奋勇前进，就坚持创新驱动，深入实施重大工程的基础工作，抢占战略制高点，为提高综合国力提供重要支撑。

越是伟大的工程，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就越多；越是辉煌的跨越，起跳的脚步必然倍加沉重。没有一个寒冬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


1970年~2020年，从“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至今，五十年的光阴流转，这五十年，是攻坚克难、勇毅前行的五十年，是奋力、不断创新的五十年，是，功勋的五十年。从“嫦娥”奔月到“天神”对接，从“墨子”升空到“长五”飞天，越来越多的航天史诗将在太空上演，更多的中国奇迹留待我们继续创造。斗转星移、行程万里，我们要坚定爱国爱党、不负韶华的信仰，我们要发扬百折不挠、敢于担当的精神，我们要保持自主创新、开辟新路的勇气……这样的我们才能在探索太空的征途中标注中国航天的新高度，在实现民族复兴的道路上完成华夏民族的新跨越，终实现14亿人民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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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斗”与“小斗”之争


春秋早期地处东方的齐国，滨海而地沃，有渔盐之利。姜太公被封为齐侯后，十分重视发展经济，至齐桓公(前685～前643年)时，已成为中原早的霸主。齐桓公逝世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和统治之间的争权夺利，各种矛盾凸显。到了齐景公(前547～前490年)继位前后，社会矛盾已达尖锐化程度，姜姓齐国一天天走着下坡路，在旧势力日趋解体的过程中，新兴势力逐步发展。在这种新旧势力消长的过程中，以田氏为代表的新兴势力日益壮大。

《韩非子》中有这样一段故事:一次，齐景公与晏婴同游少海，登上观景台，齐景公环视着齐国的大好河山，不胜感慨地对晏婴说，太美了，这样伟大、壮丽的河山，不知将来属于谁了。晏婴毫不掩饰地回答:现在的姜姓齐国不久就会被田氏所取代。因为田氏家族深得民心，他们对上笼络重臣，对下私自用“大斗斛、区、釜出贷，小斗斛、区、釜收之”；“君重敛而田氏厚施”，所以民众都扶老携幼地投靠田氏了。尽管晏婴如此直言进谏，却并没有引起齐景公的重视。《左传》对这一历史事件有更详细的记述:公元前538年，晏婴出使晋国，受到上宾规格的接待，在宴会上，晋国大夫叔向趁酒酣耳热之际，向晏婴讨教，问起他对时政的看法，晏婴十分感慨地说了一段话:“此季世也，吾弗知。齐其为陈氏矣(战国时，田陈读音相近，故田氏又作陈氏)。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齐旧四量，豆、区、釜、钟。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钟。陈氏三量皆登一焉，钟乃大矣。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如无获民，将焉辟之？”类似的记载还见于《史记》等重要古籍中。

如前所述，春秋早期，齐国已是一个实力强大的国家，曾被列为五霸。当时齐桓公任用管仲改革内政。管仲主张发展工商业，同时建议废除王制，实行依法治国。还特别强调统一度量衡的政治理念。然而，这一思想并未引起重视。谁曾料到这种失误竟会被田氏家族利用，成为夺权斗争的手段。

田氏代齐这场政治斗争绝非一朝一夕，而是经过几代人的耕耘，一百多年的时间才取得成功。度量衡在这场斗争中一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却是不可回避的事实，故事还得从头说起。田氏是春秋时期陈国厉公(公元前706～前700年)的后代，陈厉公的儿子叫陈完。相传有一次，周国的太史路过陈国，陈厉公就请他为子孙们占卜，太史看完卜兆后说，陈完的子孙有取得国家的可能，但不都是陈国而是姜姓齐国。后来陈国发生了叛乱，陈完就逃出了陈国来到了齐国，这时正是齐桓公四年。齐桓公要立他为相，陈完推辞说，我是逃难在外的人，哪能占据这样高的位置呢？齐桓公就让他当了工正(管理工商业的官吏)，并改叫田完。从此田氏便在齐国站稳了脚跟，并逐渐成为新兴势力的代表。他们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各种改革，并展开与以齐国国君为代表的旧势力的斗争。到了齐景公时代，奴隶主对平民残酷的压榨、无情的杀戮，致使受刖刑(一种酷刑，砍掉一只脚)的人多致使齐国“市”上草鞋跌价而义足涨价，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另一方面，田氏家族已经过多代人的惨淡经营，传到田僖(xi)子时代，家族势力更加壮大。田氏即趁民不聊生之时机，向民众施以小恵，竟无视官府的禁令，私设“家量”。当民众遇到灾荒或缴不上赋税而向他借贷时，常常用“家量”(大斗)借出，以“公量”(小斗)收回，正是以度量衡为手段，笼络了人心，同时也是与旧势力相抗衡的一种手段。田氏的这种做法引起了晏婴的高度重视，他力谏齐景公，希望们不要太奢侈，减轻民众的赋税。齐景公非但不听，还把晏婴打发到晋国，这才有晏婴与叔向的谈话，在酒过三巡后发表了上述一番言论。

田氏代齐并统一度量衡


齐景公逝后，齐国又因统治内部发生斗争，田僖子趁机当上了国相，开始执掌了齐国大权。田僖子逝，田成子立为相时，感到夺取齐国政权之时机已到，一方面效仿前辈们以大斗借贷小斗收回的手段笼络民心，把广大民众聚集到自己身边；另一方面他还大力发展经济，在田氏管辖的范围内整顿物价 ，繁荣市场。据史书记载，当时在田氏采邑内，山里出的竹木、海里产的鱼虾十分丰富，而且价格还很便宜，与国君控制的地区形成鲜明的对比，百姓欢呼着田氏“爱之如父母，归之如流水”，田氏家族的势力已足够壮大。至公元前404年，终于用武力夺取了姜姓齐国的政权，史称田齐。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田氏家族始终利用以家量贷，以公量收的办法。在取得政权后，又立即以“家量”为全国统一的度量衡制度，废除了旧时齐国的“公量”，这一事实可以从出土的器物中得到证实。1857年，在齐国故地山东出土了置于“左关”地方征收赋税的三件大型量器:“子禾子铜釜”、“陈纯铜釜”、“左关铜 ”。经过实际测量，铜 容2070毫升，两件铜釜分别容20460毫升、20580毫升，正是十进位制。此外，近几十年，在齐国故地出土了一些量器，其中有6件型制相仿的铜量，其容量皆合当时的5升和10升，而在临淄出土的多件陶量中，有两件自铭为“ ”(升)，约合209毫升，约相当于“铜 ”的十分之一。“ ”很可能是一斗的容量。

综上所引史书以及实物互为佐证，可对齐国容量制度作如下分析:齐国早在春秋时期已有一套完整的容量制度:①4升=1豆、4豆=1区、4区=1釜、10釜=1钟；②齐国除了有全国通行的“公量”制外，田氏还自立了一种“家量”，家量比公量大了五分之一，由于“家量”未被禁止，常常在陈氏家族认为有必要时与“公量”并用；③齐国旧有的“公量”是豆、区、釜、钟制，皆为四进位，釜至钟为十进位；田氏代齐后，量制已采用当时在各国比较通行的升、斗、斛制，改四进为五进位，并逐步形成升、斗、釜(斛)十进位制，后废除了齐国的旧制，并与其他各诸侯国基本保持一致。所见齐国量器多为战国后期，故皆多为十进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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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统一度量衡在历史上虽然影响十分深远，但毕竟享国不久。秦始皇在统一全国后仅12年便去世，二世胡亥在位不到3年秦朝就灭亡了。公元前206年，刘邦称帝后，首要任务是迅速恢复封建秩序，继承和发展秦制，度量衡也基本上是秦制的延续。然而在西汉刘氏家族执政的200多年中，也没有对度量衡作理论上的探讨和总结。在中国度量衡史上起着重要作用的理论文书和标准器物的制作，都产生于一个特殊时期、特殊朝代——新朝。那么这一切是在什么条件下产生的呢？


西汉末年，各种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终于步入了危机深重的末途。在母后干政、外戚擅权的历史条件下，王莽被其姑母太皇太后王政君看中，急召入宫掌管了朝政。


翻开任何一部历史文献，无一例外地把王莽形容为惯于耍弄阴谋的野心家、两面派。在尚未登基之前，他表现得极其谦恭、忍让，广泛网罗知识分子，千方百计收买人心。一旦时机成熟，登上帝位后，又立即不顾一切地横征暴敛，其府库中仅黄金就达60多万斤。在他当皇帝的短短17年中，推行了一系列复古改制政策，一部《周礼》几乎成了改制的蓝本。王莽一系列倒行逆施的政策和措施，不但给人民带来无数新的灾难，同时也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王莽从篡位到改制，可以说全面失败，度量衡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影响极为深远，这值得我们思考。


王莽“代汉立新”正式当上皇帝，虽然是公元9年，但在此之前20多年中，也一直为后篡位作各方面准备，网罗大批儒学名士就是其中的重要手段之一。王莽大权在握的元始年间(约公元3年)，召开了中国历史上次科学家大会。会上讨论了有关天文、历算、钟律、度量衡等一系列问题。由于度量衡部分对历代度量衡制度作了全面系统的整理，又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理论，后来被《汉书》的作者班固看中，又经过删减，弃其伪劣，后编入《律历志》上篇。此后《汉书·律历志》成为度量衡的经典著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书·律历志》度量衡部分从五个方面进行了阐述:一曰备数；二曰和声；三曰审度；四曰嘉量；五曰权衡。数即一、十、百、千、万。有了数才能推生出律历、制造器物、制定度量衡。和声是指乐律之事，而黄钟律又与度量衡互为参校。审度、嘉量、权衡三篇更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度量衡的单位名称和进位关系，长度单位是:分、寸、尺、丈、引，它们都以十进位；容量单位是:龠、合、升、斗、斛，其中除二龠为一合外，其他均为十进制；权衡单位是:铢、两、斤、钧、石，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三十斤为一钧，四钧为一石。在此之前，度量衡单位都散落在各种史籍中，《汉书·律历志》在考证了历代经书史籍的基础上，对度量衡单位制进行了系统的整理，给后代留下了可靠的资料。


2.度量衡的三个基本量都以黄钟来复现:九寸正合黄钟律管之长，并以累黍作直观验证。一旦后代度量衡器被销毁或丢失，就可以与黄钟律管、累黍相互佐证。故汉以后的历代，凡追溯古度量衡制者，无一不以黄钟律管和累黍为依据。


3.度量衡三者标准器的形制、材质、制作都进行了详细的叙述，成为研究、考证汉代度量衡器的重要依据。


4.有关管理度量衡的行政部门、高的职能长官都作了明确的规定。


刘歆等提出以黄钟为度量衡标准，绝非凭空设想。早在《尚书·虞书·舜典》中就有记载:每年的二月，虞帝、舜要到东方各地巡视。将日、月、年等历法协同起来，把乐律与度量衡统一起来(“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汉书·律历志》开篇句话就引《尚书·虞书·舜典》曰:“乃同律度量衡。”作者认为，律历度量衡都做到统一，就能使远近齐一，立信于民。夏、商、周三代都遵循这一法则，故法律制度也都完备起来了(“所以齐远近，立民信也……三代稽古，法度章焉”)。而《汉书·律历志》却明确以黄钟为度量衡标准，并以累黍为介质，互为佐证。


古代律管可简称为“律”或“管”。声是无形的，要发声就制器，律管就是用来发声的器。有器就必有形，能发出黄钟宫声的律管，它的长度、口径都是固定的，否则音的高低就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人的耳朵一般都能感觉得到。要把有形之器定量化，就需要通过测量把发出固定音高的黄钟律管的长度和口径记录下来，这样就可以确定一个可视的客观标准了。反过来这支有固定量的律管也可以作为度量衡的标准。刘歆等人正是对律与度量衡之间的关系有着深入的理解，才把黄钟律管通过度量衡定量化了。


汉代一尺长为23.1厘米已沿袭了一千多年，黄钟律管之长也绝非刘歆等人能随意改变的，度量衡借助与其他物质进行比较，其量值才能复现并传递。用什么物质复现一尺的长度呢？在刘歆之前就有采用人的头发、马尾、粟、大麦、人体等定尺，但其准确度不高、重复性不好、可操作性也不强，有的也无法与汉尺相吻合。究竟用什么物质既能复现一尺之长，同时还能与黄钟律管的长度、容积和度量衡三者中的某一个单位量相合呢？刘歆等人除了查找古书外，还委派许多人四处寻找能达到上述条件的物质进行实验，后终于找到取代常常食用的谷物——黍。黍子是一种耐干旱的作物，它外表坚硬、不易损坏，不过它的品种很多，大小也有差异。如何能尽量选择每一粒黍正好与一分的长度相吻合更为重要。刘歆下令把各地的黍子都集中起来，又把它们分成大、中、小三等，分别排列，测量它们的长度、容积和重量。后终于得到了理想的结果，即某个品种中等大小的黍(可惜他没有提到用的是哪一个品种)，一粒相当于一分，90粒黍即合黄钟之长，100粒黍当一尺；1200粒黍又正合黄钟律管之容，与一龠相当；所容的1200粒黍之重量约略相当于12铢。终于巧妙地将律管、黍与度量衡三者联系起来。这就是《汉书·律历志》所说的:“度者……本起黄钟之长。以子谷秬黍中者，一黍之广度之，九十分黄钟之长，一为一分。”“量者……本起于黄钟之龠。……以子谷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实其龠。”“权者……本起于黄钟之重，一龠容一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两之为两。”这简短的几十个字，对度量衡与黄钟、累黍的关系作了清楚的交代。度量衡与黄钟律互为佐证，再以累黍为介质，相互参校，即可以记载于书，形之于物了。有了器物、有了数据，后人也就可以具体操作了。


今天看来，这些数字虽难免有拼凑的成分，但是按照刘歆提出的条件，后人经过多次实验，证明大体还是相当的。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刘歆能提出这样一系列完整的理论，极其不容易，必定经过寻经查典作为理论根据，还要广泛搜求各种实物与律管、度量衡器相互印证。正因为他对乐律学有很深的研究，对黄钟律与黄钟律管的发音又做过无数次的实验，严格地确定律管的长度和管径后，再去寻找各种自然物与尺、律管的长度、容积反复校验，才可能取得如此的成功。


再从另一方面探讨，黄钟、累黍还包含着非常深刻的科学含义，即构成了建立古代度量衡标准的原理:以黄钟律定度量衡标准，与现代人建立自然基准的基本思想极为相似；而选用100粒黍横向排列定一尺，又选用1200粒黍定容量和重量，完全符合今天数理统计的原理。


黄钟、累黍的理论一经提出，立即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就被班固选入《汉书》成为《律历志》的重要篇章。汉以后历代更是引发了各种讨论:遵循者、赞誉者、怀疑者、批评者无数，却从未能全盘否定，更无人提出新的理论取代它。


历史上早验证黄钟论点的是荀勖。汉代末年，由于战乱纷扰，各种礼仪器物包括度量衡器大多已消亡，晋武帝时，令律历学家荀勖考证古乐律。荀勖凭着他丰富的乐律知识和聪慧的听力，判定当朝宫廷内的太乐八音不和。究其原因正是东汉至晋的尺度长了四分有余，尺度增长了，律管也随着加长，造成乐律失准。于是考证了各种古器并相互校验，终于制定了一支古尺，用此尺重定律管长度。后来经过证明，荀勖所定的古尺与古律都与秦汉时的尺度和黄钟宫声完全相符。可见，律与尺相互校验是可行的。


其后，李淳风在考证唐朝以前历代尺度时说:用律与度量衡相互校验，再用累黍等各种方法是可行的(“以律度量衡，并因秬黍，散为诸法，其率可通故也”。)他以“莽量尺”作为基准(列为等)，与他搜集的汉以后魏、晋直至隋，前后17个朝代，27种尺与等尺作比较，分别按尺度的长短列为十五等，后来又被收入《隋书·律历志》，成为后人研究这期间一尺之长的重要历史资料。因此，“十五等尺”在度量衡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明朝对度量衡与乐律、累黍的讨论，主要见于朱载堉的《乐律全书》。他为了验证黄钟律管、累黍的关系，甚至跋山涉水寻找合适的竹管，还亲自种植各种黍加以验证。后还是不得不承认在当时的条件下，找不到另外任何物体可以取而代之。


清朝对前代尺度考订，主要是康熙、乾隆两位皇帝。康熙在考订黄钟律和累黍时，亲自验证，后提出横累100粒为古尺，竖累100粒为清营造尺。他的这一做法十分巧妙，即把古制寓意在其中，还把清朝长32厘米的营造尺，也用累黍(竖排)的方法排列了出来。


刘歆等在采用累黍定度量衡时，不仅确定以黍为中介物，而且还明确指出要取中等大小的黍横向排列。能作出此具体规定，已远远超过了前人，更给后世提供了复现条件。尽管后代也曾有人提出许多异议，如“岁有丰俭，地有硗(qiao)肥……”等，这些不利的客观条件，确实使它的复现不可能做到十分。但是在科学尚不发达的古代，度量衡器本身也只能做到相对准确，以累黍定度量衡产生的相对误差，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无可厚非的。直到今天，当研究者们对黄钟律管、累黍与度量衡三者的关系做了各种实验后，证明基本上能够达到复现目的，这也正是其成功之处。刘歆等人提出的有关度量衡的一系列构想，就是在今天，仍不失其耀眼的光辉，在世界度量衡史上也是的。


《汉书·律历志》还对度量衡标准器的规格、型制、特点以及所达到的量值都作了详细的说明，这也是其重要成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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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以诏书形式颁布实施度量衡法令、统一全国度量衡以来，历代统治者都把度量衡作为行使政治权利的象征、巩固政权的手段、维持社会经济和当时科学技术发展的技术保障，但古代把度量衡作为其他特殊用途、起到特殊作用，却并不为人所知。



一、古代把尺子作为礼品



人们为了加强交流， 在交往时经常会互赠礼品。我国古代经常赠送的贵重礼品一般为瓷器、玉璧、珠宝、绸缎等，但古代也总把度量衡中的尺子作为赠送的珍贵礼品。


1.赏赐大臣


《旧唐书·德宗本纪》记载:唐贞元五年(公元789年)正月诏书规定二月一日为中和节。《唐六典》卷二十二载:朝廷在中和节常以镂牙尺及木画紫檀尺赐予大臣。唐代诗人白居易曾得过红牙银镂尺的赏赐，并写下一篇《中和节谢赐尺状》。


历代朝廷基本上都比较重视“谨权量”、“平斗斛”，以维护政权统治，促进国家统一。并往往以谨权量、平斗斛为施仁政之始。唐代朝廷赐尺于大臣，其用意主要为:一是表示对臣下的器重和信任；二是要求大臣们实施仁政，用白居易《中和节谢赐尺状》中的话来讲，就是“下明忖度之心，上表裁成之德”；三是要求大臣们办事要公正、公平。


2.贵重礼品


唐朝除了赐尺于大臣之外，还将尺子作为极其贵重的礼品赠送给外国友人。唐朝时中国与日本的经济文化往来十分频繁，日本不断派送遣唐使和留学生到中国来。唐朝先后赠送给日本友人不少精美的象牙尺，现在日本奈良东大寺正仓院内，还藏有中国唐代镂尺、精绝的象牙尺6支，其中红牙拔镂尺两支、绿牙拔镂尺两支、白牙拔镂尺两支。


正仓院藏的唐尺是日本孝谦天皇天平胜宝八年(唐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6年)皇太后献给东大寺的，当时太后手书及《献物账》真迹现仍藏于正仓院。这些精美的唐代象牙尺，是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


由于唐代赠送了不少象牙尺给日本，使日本的度量衡也受到了中国的影响，如日本尺度长度就是取于中国唐代的尺度长度。日本物观所著《度量衡考》说:“开元钱，世多有之，人亦不宝之。唐书名言径八分，以吾邦尺校之亦八分，故知吾邦尺亦禀唐制也”。西山武一、熊代幸雄的《校订译注齐民要术》上册里所附的解说中也说:“唐的一尺，等于今日本的一尺。”


二、古代把秤砣作吉祥物



古代秤砣外观设计造型五花八门、多种多样，可以赋予不同的含义。如葫芦造型古权象征吉祥之意，即福禄之意；天圆地方型古权象征了古人崇尚天地、之意；圆形秤砣象征团团圆圆之意；蔬果型秤砣象征五谷丰登之意；农村盖新房上梁时，将秤砣悬挂于梁上，象征着“称心如意”之意。清人李光庭在《乡言解颐》卷四中说:“市肆谓砝码为童子，谓秤锤为公道老儿”，也有生意兴隆、进宝的祝愿之意。


三、古代把秤砣作镇宅之用



秤砣在衡器(如天平、杆秤)中起平衡作用，只有平衡，才能平稳。平衡才能起到风吹不动、雨淋不浸，稳固四方的作用。以秤砣镇宅，象征着房屋平稳、家庭平安、邻里和睦、万事如意。民间搬家时，总是先搬过去一个古秤砣，也是取其意。民间也有将古秤砣作为压帐子四角的物件，以便使帐子熨帖、平整、不扭曲，便于使用。


四、古代把秤砣作为冥器之用



《汉书》记载:“权者，铢、两、斤、钧、石也，所以称物平施，知轻重也”。也就是说，权是悬挂秤杆上可以移动的器物，即秤砣，秤砣是权。自从“秤砣”被赋予了“权”、“权力”、“权势”之后，古人下葬时，常常在其殉葬品中放置几个秤砣，即“权”，以满足死者生前的不同心愿。生前权朝野者，墓穴中放置一个权，表示“死不放权”，到阴间还要掌有权势，象征权力，以示地位，这也是在古代高官的墓穴中经常出土秤砣的原因。而生前布衣一生者，在陪葬品中放置一个“权”，则是“死要面子”，满足生前未了的心愿，求得心理平衡。通过出土的秤砣，也可佐证该墓穴是王公还是平民百姓的墓葬。王宫墓穴中放置的“权”一般是用精铜制作的铜器，或是烧制精美的瓷器，很少有粗制滥造的铁权或石权。而平民百姓的墓穴中一般用较粗糙的铁权或廉价材料做成的权作陪葬物。


五、古代把秤砣作权力象征物



由于古代度量衡是维系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技术支撑，所以秤砣象征了“权力”，即被赋予了“权”、“权力”、“权势”。秤砣的外形就来源于皇帝玉玺的外形。所以当代出土的一些外观精美的瓷秤砣大部分都不是实用衡器，也就是说不是做称量用的，一般是放在桌子案头做镇子用的，象征着权力。


六、结束语



从以上可以看出， 古代除把度量衡作为实用、日用器物之外，由于它的特殊地位、内涵，在民间或又给它赋予了新的含义、新的寓意，扩展了度量衡的使用功能，这也表明度量衡在经济社会及日常生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